1939年初，南方局部分领导人在机房街70号办事处驻地合影。自左至右：王炳南、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凯丰、吴克坚。记者 齐岚森 翻拍

　　8月12日，位于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内的钱之光办公室。记者 齐岚森 摄

　　■他巧妙设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楼，一旦发现敌情，值班人员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在二三楼的同志即可及时采取紧急措施。

　　■毛泽东在渝谈判期间，从保卫到随身衣物，他都周密安排、细心服务。

　　■与周恩来相处30多年，他从未要求周恩来帮自己办一件私人的事情。

　　灰色外墙的楼房，掩映在翠绿之间，安静而肃穆。这里是红岩嘴（后改名红岩村）13号，也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走进楼内，才发现内有玄机：从外面看是两层楼，实际上却有三层楼。

　　“因为三楼的窗户开在屋顶上，起到掩蔽的作用。”8月9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黎余指着这一巧妙的结构告诉记者，这一设计正是出自钱之光之手。作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他办事周到，巧妙设计了红岩办公楼；毛泽东在渝谈判期间，从保卫到随身衣物，他都周密安排、细心服务；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他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巧妙设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时间回到1938年11月，钱之光经桂林、贵阳来到重庆。1939年初，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钱之光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

　　“办事处的办公地点就在机房街（今邹容路上）70号。”黎余说，办事处对外仍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公开合法机构，对内则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

　　随着办事处人员的增多，虽又租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但仍然有些拥挤。于是，周恩来决定“搬家”。

　　往哪搬？这并不容易。钱之光就让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最终找到红岩嘴大有农场的女主人饶国模，其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儿女都是中共党员，为人正直。

　　“钱之光一看这地方合适，树木多，四周住户少，既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又利于防空。”黎余说，饶国模的儿子给母亲做工作，后决定由办事处给饶国模3000元，将原计划建造的两层楼房改为三层，由饶国模负责兴建，建好后，办事处住用3年，以后付房租。

　　为早日建好办公楼，在钱之光的带领下，大伙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头、挖泥巴、打土墙……1939年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办公楼正式建成。经过钱之光改造的办公楼设计巧妙：三楼的窗子开在屋顶上，具有掩蔽作用；一楼大门左侧传达室里，设有报警电铃，一旦发现敌情，值班人员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在二三楼的同志就可及时采取紧急措施，包括销毁机密文件等；楼梯设在一个房间里，房门一锁，外人找不到楼梯上下楼。

　　为毛泽东在渝谈判细心服务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二楼东侧一个房间，桌椅、床整齐地摆放着。这里，便是毛泽东在渝谈判期间的住所和办公之地。

　　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共决定举行重庆谈判。

　　“对钱之光来说，这既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又是严峻的挑战。”黎余说，当接到周恩来电报后，钱之光就一直处于高度兴奋和紧张的状态。

　　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准备工作随之展开，重点之一就是保卫工作。在仔细斟酌后，钱之光选出了4名随从副官，并报周恩来批准。这4名副官是陈龙、蒋泽民、龙飞虎和颜泰龙。陈龙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后调延安枣园担任保卫科长，是在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保卫工作经验；蒋泽民早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1935年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此后曾先后担任武汉办事处交通班长、毛泽东的保卫参谋、周恩来的副官，是4人中年龄最大的；龙飞虎是他们当中跟随周恩来时间最长的，曾在武汉办事处当过运输科长，有文化，也有统战工作经验；颜泰龙是4人中最年轻的，比较聪明，又有熟练的汽车驾驶技术。

　　毛泽东到重庆后，钱之光马上向陈龙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最终他们决定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办事处大门外约20米的黄葛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外，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

　　“连生活上的小细节，钱之光也考虑得很周到。”黎余说，毛泽东身上穿的蓝色中山服和布鞋都比较旧，虽然钱之光早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为毛泽东准备衣服、鞋子，但因尺寸不详无法购置。等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就让妻子刘昂（也是办事处工作人员）等毛泽东睡着时，悄悄取出衣服，送到服装店量好尺寸定做。

　　经过43天谈判，1945å¹´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相处30多年，却从未开口办私事

　　“当时，钱之光作为办事处主任，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如果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不良后果。”黎余说，好在办事处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由周恩来负责，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称他“周公”，都说“周公一到，就周到了”。钱之光处处学“周公”，也养成了周到的作风。黎余给记者讲述了钱之光鲜为人知的两个故事。

　　1945年，茅盾的女儿沈霞（小名亚男）病逝了，这一消息却不敢告诉他的夫人孔德沚。后来，周恩来出了个主意：瞒着着茅盾夫妇，要钱之光先把沈霜（茅盾的儿子）从延安接来重庆，给茅盾夫妇一个惊喜，再由沈霜将沈霞的死讯透露给孔德沚。

　　“从延安到重庆，如果走公路，要经过‘两不管’的沙漠地带，那里时有土匪出没，很不安全。万一沈霜在来重庆的路上出点事，岂非弄巧成拙？”钱之光的考虑不无道理。等了一段时间，恰好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派他的专机“美龄号”送其回延安。钱之光随机护送毛泽东回延安后，就让沈霜搭乘这架飞机来到重庆，做到了万无一失。

　　茅盾在晚年回忆道：“当德沚知道亚男的死讯后，愣了几秒钟就嚎啕恸哭起来。我们几个人只好轮番劝她。还好有儿子在身边起了缓和作用，她才渐渐停止了哭泣。”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1942年5月25日。数万名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他的家乡在湖南醴陵。左权出身贫农，从离家参军到牺牲整整17年没有回家，他的母亲一直由他按月汇钱抚养。

　　左权牺牲后，中共党组织担心老人家得知儿子牺牲的噩耗会过度悲伤，因此一直没有告诉她。1949年，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时，凡有部队入湘，朱德都要让他们绕道醴陵去看望这位老人。从这些人的嘴里，老太太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已经为国捐躯7年了！可让老人不解的是，这7年一直有人用“左权”的名字给她寄钱。

　　原来，左权牺牲后，周恩来曾在办事处提到其老母亲赡养的问题，钱之光就记下了，并且在寄钱的时候，他很注意细节，竟使老太太7年都没有发现破绽。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1971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说：“我跟钱之光相处30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没有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对党风廉政建设具有现实意义。”黎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