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持续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着眼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从提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到认识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协调发展”到“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和坚持“绿色发展”，都表明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实践形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过程中，贯穿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丽中国梦的历史愿景中。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接力奋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和早期探索期、开创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积极开展工业化和发展经济，把国民经济引入正轨，是首要任务。在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尚未规模兴起的上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开启了被誉为新中国初期四大水利工程的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和治理黄河工程；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发出“绿化祖国”、要使祖国“到处都很美丽”的号召，使绿化祖国战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贯穿至新中国70年整个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进程中。1972年，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197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彼时，中国远未开启改革开放之路；世界范围内的环境运动刚刚兴起。

水利建设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水利基础十分薄弱，水旱灾害频繁。治理江河，建设渠道、水库，“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并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水利事业”，成为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治河治海治水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效十分显著。（1）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安徽1300多万人受灾，数千万亩土地被淹，人民群众遭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即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是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拉开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序幕；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根治淮河而斗争》社论，指出淮河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要为完成伟大的治淮任务而斗争。1951å¹´5月，毛泽东同志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2）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从“须考虑根治办法”入手，1950å¹´10月，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研究荆江防洪工事。此后，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持续推动下，1952å¹´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仅75天就完工了。1954å¹´7月至8月，长江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实践证明，荆江防洪工事有效抵御住了这场特大洪水。毛泽东同志题词说：“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3）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52å¹´10月、11月间，毛泽东同志考察黄河时发出了广为流传、动员和激励数代人治理黄河的伟大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4å¹´10月，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1955å¹´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9年，毛泽东同志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4）“一定要根治海河”。1963 å¹´8月，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洪水泛滥，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灾害。1963å¹´11月，毛泽东同志为抗洪救灾展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党中央、国务院经认真研究，中央政府成立了由周恩来同志、李先念同志牵头的根治海河领导小组，组织了京津冀鲁人民开展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从1965年开始至80年代初，经过了16年连续施工，海河流域初步形成了完整的防洪、排涝体系，海河旧貌换新颜。

林业建设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林业建设，对林业有着深刻认识。毛主席在他的林业建设思想中从多方面论述了林业的重要地位。他不仅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还形成了一系列在至今看来仍然科学自然、行之有效的毛泽东林业思想。《毛泽东论林业》收录了毛泽东同志从1954年到1967å¹´çš„40余篇文章、谈话、按语和批示等，极其精辟和科学的论述，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开国元勋们的远见卓识，也在事实上反复佐证着红色中国共产党人百年不变的“绿色梦想”。（1）绿化祖国。1956年，国家“一五”计划伊始第二年。是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指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是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新中国70年来持续不懈的绿化祖国征程。《中共中央致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贺电》中强调，“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这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实现绿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2）美化全中国，要使我们祖国到处都很美丽，使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1958å¹´8月，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他就，种树要种好，要有一定的规格；要拿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树；资本主义国家在搞林业建设，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绿化总要有树，宅边稀稀拉拉几棵要，不算绿化。等等。（3）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1958å¹´11月，毛泽东同志针对有关部门在林业作用和地位上存在的认识偏差，指出“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林业，森林，草，各种化学产品都可以出。”他反复强调，“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牧，一个动物，一个植物，是人类少不了的”，甚至说，“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这些认识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水土、动物、植物乃至空气这些自然物象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理念和思想是相通的。

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å¹´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是人类史上关于环境保护形成全球共识的大会，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多次表明中国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为《人类环境宣言》发出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团充分阐释了工业文明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指出工业发展会引起环境污染，但不能因噎废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出发点，工业发展中带来的环境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要反对“人类中心论”，但不等于怀疑和挑战人的主体地位。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并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和自己的辛勤劳动不断地改造环境。在这里，《人类环境宣言》其中一些语言，直接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语录，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都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改善环境方面的决定作用的观点。这次会议之后，1973å¹´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

从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来看，环境保护是由于工业发展导致环境污染问题过于严重，首先引起工业化国家的重视而产生的。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å¡é€Šå‡ºç‰ˆäº†ä¸€æœ¬åä¸ºã€Šå¯‚静的春天》的书，书中阐释了农药杀虫剂DDT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作用，由于该书的警示，美国政府开始对剧毒杀虫剂问题进行调查，并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各州也相继通过禁止生产和使用剧毒杀虫剂的法律。由于此事，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一个肇始。也就是说，世界范围类人类环境运动的兴起，也不过半个多世纪。从我国的情况看，1958年以后大跃进时期长达数年的大炼钢铁运动，盲目发展重工业，浪费了大量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这里已有历史的共识。但是，纵观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水治国、绿化祖国的实践和号召，无不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绿色情怀；许多战略和构想，仍是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努力目标。

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立法期和环境法律体系架构与完善期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战略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转移，稳定的法制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期、转型期，国家提出既要抓经济建设，也要抓环境保护；强调既要注意经济规律，也是注意自然规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注重林业建设，更加注重法制化建设，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更加注重组织机构建设，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的号召丰富和拓展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新举措、新目标和新使命，首次就一项事业，提出了“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的新要求。这与毛泽东同志“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习近平同志指出：“造林绿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久久为功干好林业、造福子孙后代的一脉相承的品格和精神特质。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森林是陆地重要的生态系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注重林业建设和法制建设相结合，持续推动林业建设进入法制化轨道。（1）确定国家植树节。1979å¹´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并将每年的3月12日确定为国家的植树节。（2）推动植树造林成为公民法定义务。1981年夏天发生的长江、黄河发生特大洪灾，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邓小平同志意识到洪灾与木材的过量采伐有关，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是年12月，《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决议》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法律上规定植树造林是我国公民应尽的义务。1982å¹´11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植树造林表彰大会上又题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是月，他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说：“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二十年五十年。今后才算是认真开始，以前这个事情耽误了。”（3）高度重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创我国生态工程建设的先河。改革开放初期，风沙危害大、水土流失严重，“沙进人退”，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生态环境战略安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国家于1978年恢复了林业部，并决定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该工程以“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构筑我国北方绿色屏障为宗旨，规划用 70年时间造林 5亿余亩。邓小平同志始终关心工程进展，于1988年题词“绿色长城”，以对工程建设10年持续推进和取得成就高度评价。

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张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硬，在生态环境领域也不例外。他推动成立新的林业部，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将法制化、制度化作为绿化事业的重要制度保障。（1）集中力量制定重要法律，着重推动林业建设机制化、制度化。1978å¹´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他明确要求集中力量制定一批重要法律，这其中包括森林法、草原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林业、绿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此后，《森林法（试行）》《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和发展林业的决定》《草原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1979年，国家成立了新的林业部，以加快林业发展和加强林业资源保护；1982å¹´2月，中央绿化委员会成立，统一组织领导全民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工作。（2）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推动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化。1982å¹´5月，我国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境保护局；1988年，国务院决定独立设置国家环境保护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这一历史的进程，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立法加速形成期。1979å¹´9月，《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首次规定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把环境保护纳入统筹考虑范畴，要求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从设计到生产经营必须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984å¹´5月，《水污染防治法》颁布，要求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水环境保护纳入工作计划，制定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特别提出“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此后，1987å¹´9月、1988å¹´1月，《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环保单项法律法规相继制定颁布。1989å¹´12月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

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要求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可以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大的历史贡献在于不断探索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提出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环境保护单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构成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国际接轨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世界经济在充满活力、全球竞争和科技创新推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国之间联系也前所未有。人类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了“地球村”。与此同时，世界也越来越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文明、资本主义依靠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强大的自然挖掘力和资本对资源的掠夺力、资本对环境污染的转嫁力、转移力，使全球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也前所未有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向着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凸显。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发展不只是经济数量指标的增长，也不是单一速度的追求，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不能“吃尽祖宗饭，断绝子孙路”。1992å¹´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等文件；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国向世界承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明确要求加强环境生态和资源保护，要求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战略期，努力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再造秀美山川。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1）《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1994å¹´3月，我国向全世界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系统地论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明确中国“转变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加速我国经济发展，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按系统工程思想提出了中国实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综合性、长期性和渐进性方案。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国家21世纪议程的国家。（2）“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正式写入党的重大战略文件。1995å¹´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其中，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从而为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遵循。（3）党的十五大确认“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实施的重大战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思想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要求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4）“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2å¹´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退耕还林，再造秀美山川，绿化美化祖国。上世纪末，由于长期毁林开垦，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1998年发生了继1931å¹´å’Œ1954年之后，20世纪又一次全流域特大洪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战略，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再造秀美山川”的号召。绿化祖国，再造秀美山川，既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标准范式，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通过植树造林解决两大心腹之患。一是解决长江、黄河上游植被稀少，泥沙俱下，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巨大水患。二是加大沙漠化的治理力度，实现人进沙退而不是沙进人退。”再造秀美山川，在原“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基础上，又拓展至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六大工程，范围覆盖了全国97％以上的县。其工程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

必须将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依法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对于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江泽民强调也要坚持法治原则。他说，“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立法工作继续推进，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在修改后《刑法》中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列为犯罪，明确了“环境保护监管失职罪”的规定；但相较于立法工作的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更加突出。对此，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更加重视普法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使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都要接受环境法制教育；要严格执法，加大对资源保护的环境执法监察力度。要依法查处违法审批、处置和占用资源的行为。各级政府和部门在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一定要制定保护环境的对策措施。特别是引入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使区域流域的改造、建设和开发，建立的科学有效的环境评估制度基础之上；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统一监管，不断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投入制度，鼓励群众参与，加强社会监督。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确立期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从自然孕育到写入党代会报告的过程。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到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再到五中全会提出两型社会战略目标强调建立资源友好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和谐观逐步孕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组织保障、思想基石和理论基础；至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标志着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社会主义人与自然观的原创表达、中国话语和东方智慧，形成了当代中国用什么来有机统一、科学统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历史和时代命题的理论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回望历史，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首次用“生态文明”统筹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是人类人与自然关系史上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里程碑。

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2003å¹´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发展模式的全新执政理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胡锦涛同志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正确处理增长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2004å¹´3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数量的增长，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数量的增长”，“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等等。2007å¹´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里，（1）全面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同样是内在一致的。（2）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3）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新时代，我们讲可持续发展，即是说，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应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尺度，任何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任何仅为今天而不惜牺牲明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行为，都是极不道德的行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的人与自然观，视人类与自然为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作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基础。

和谐社会亟待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全面和谐。2004å¹´9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要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胡锦涛同志在是年举行的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也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一种新认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要着眼于“自然-人-社会”这个巨系统的协调。离开了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实在内容和脱离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系统来孤立的研究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实践层面上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谐社会必须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没有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也会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两型社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两型社会的建设目标。2005å¹´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建议》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将两型社会建设提升到现代化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

“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第四部分，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在这里，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党代会报告。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日益严峻、全球关注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也首次使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组成。与此同时，十七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若干路径、发展目标、表现方式等的表述，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正式确立，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丰富、系统和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控制污染和恢复生态，还涉及观念转变、文化转型、产业转换、体制转轨等，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是人类社会崭新的文明形态。

五、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谱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崭新的时代篇章，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系统、最为全面、最为深邃、最为开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大成就，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学说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时代总依据，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根本大计的历史地位；以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将绿色发展、绿色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内化为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化建设生态文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理念，不仅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理念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总纲中又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以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设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目标，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实践论，旨在实现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生态产业基础；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根本保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利剑高悬，全面启动和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使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展历史性、根本性和长远性转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改革意识、人民意识和辩证意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çš„“两山论”从根本上提供了新的绿色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文明发展之路，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传播、持续繁荣和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理念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çš„“两山论”，实质是绿色发展理论的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高度，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的重大创新。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重视资源全价值、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东方智慧。绿水青山可以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买不到绿水青山。这一重大理念，越来越得到全民高度认同，内化为当代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民族智慧，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动力。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形成。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增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经历了历史的形成过程，具有集中发展工业带来的鲜明的时代性。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污染物新增量依然处于高位，控增量、去存量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推动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全面提速、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这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学思维极大推动了我国环境污染历史问题的解决。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2016年以来，中央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抓手，在去产能、做减法方面，对传统粗放型产业，如钢铁、煤炭等重化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严格执行环保、能耗和质量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生态文明建设难点突破取得质的成效。

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使得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呼气、喝水、吃饭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中，人们身心更健康，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最终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构筑现代绿色产业发展新体系，是党中央提出加快“生态经济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揭示出夯实生态文明及其社会建设物质基础、经济基础的总路径。从实践看，目前，我国海南、贵州、云南、浙江、福建等自然生态禀赋比较好的地区，按照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发展理念，已经先行先试，探索出了有别于西方一般发达国家通过工业文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道路，示范和样本意义正在显现。

以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后新的历史元年。新时代，中国人民到了有实力、有条件、有信心、有坦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的窗口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也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支撑。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世界园艺会，都没有脱离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语境。也同时显示出作为发展中大国国家全球责任意识的觉醒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和国际胸怀。

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一系列事关生态文明建设重大发展战略的出台，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力量，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生态文明，其领导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党的主张反映时代的呼唤，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经人民的同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了对全社会的普遍约束力，不断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的历史台阶。这里需要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提出过一些征服自然、向自然宣战的口号。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为增加粮食产量，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为发展重工业，开展大炼钢运动，砍掉了大量树木，毁掉了宝贵的森林资源，确实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破坏的严峻形势尚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仍然处在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定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和所启示，“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原文发表于《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