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6年1月25日拍摄的高本增(左前)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拍摄纪录片(资料照片)。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曹阳摄  

茫茫的黄土高原，坡陡沟深，山路蜿蜒。一辆车穿梭其间。

20多年来，山西老汉高本增扛着镜头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镜头那边，是几十位在黄土地上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镜头这边，是一颗“拍到死也不放弃”的初心。

这是2017年2月21日拍摄的高本增在山西省临汾市大雪纷飞的山间拍摄纪录片（资料照片）。

一 

上世纪90年代，高本增是山西省翼城县委组织部的干部，负责推选基层优秀共产党员。有了好苗子，他就领着电视台的记者去宣传报道。

一次，拍摄到了饭点，被拍的农村党员招呼大家吃饭。一位电视台记者扒拉了两口，丢下半碗面条，拍拍屁股，走了。

“剩下半碗，让人家怎么办?”当时40来岁的高本增还有些“年轻气盛”，“不尊重人!”

当时，山西不少农村还不富裕。村干部出身的高本增知道，这位农村党员一定是费了好大劲才置办了这几碗面条。

更让高本增看不惯的是，一些基层党员默默干了好多年，电视台的记者拍一上午就完事了。“一上午能拍出个啥?!”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到1998年，高本增心一横，扛起摄像机自己拍。2012年，高本增把原本计划给儿子结婚的钱扣掉一部分，再凑些积蓄，买了一辆依维柯车，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

一台机器一台车，行走于吕梁太行之间。这位老汉，像“独行侠”。

“现在农村价值观多元了，思潮鱼龙混杂，太需要榜样引导了!”在基层待了一辈子的高本增时常把车停到山坡上，望着山间像小蚂蚁一样奋斗的拍摄对象感慨，“这些在山沟沟里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太需要人去理解、去鼓励了!”

“我没啥本事，就是要把他们拍出来，让人们知道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共产党员!”他说。

高本增（右前）在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黎掌村第一书记郭伟（左前）交谈（2017年7月19日摄）

二 

吃饭前，高本增不是先动筷子，而是扎针头。

他有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打胰岛素，剂量是常人的两倍多。“现在肚子上全是针眼，都快没地方扎了。”老高掀起衣服，露出肚皮笑着说。

高本增的腿也一直不好，到2014年拍村医贺星龙时安上了假膝盖。“一般人的假膝能用12年，你的最多七八年。”医生告诫他，“少爬上爬下的!”

爬是一点也少不了。为了找一个好的角度，老高能拄着拐杖围着山村转一二十圈；为了拍家里进蛇的镜头，他能上山5回；为了补拍雨中的画面，他被困在山里14天，后背犯了湿疹。

2017年春天，为了拍在山上嫁接扁桃的大学生创业人物宋学琴，老高腰上系绳，抱着摄像机一寸寸地滑下陡坡。拍完仰角，他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再拍俯角。有时反复几回。“比我们年轻人都拼!”30多岁的宋学琴佩服地说。

高本增身上带着一盒药。走到哪，吃到哪，吃不完，不回家。妻子韩香芬说，他回到家里是病人，到了外面提起镜头来，小伙子都比不过他。

2012年到2014年拍摄转业军官任玉林时，任玉林先后对高本增说过三句话:刚认识时，“老高开口就训人，不训人不会说话”；拍摄期间，“你这个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就是工作讲究”；拍摄末期，“你就是英雄，没有你，成就不了现在的我”。

高本增在山西省汾西县核桃丈村陡峭的山坡上寻找拍摄角度时不慎摔倒（2017年3月31日摄）

三 

2017年，高本增退休了。不过，他仍然脚步不停。

退休前后，他买了无人机。当时，高本增看到媒体记者开始鸟枪换炮，他心里痒痒。一个老汉跟在年轻后辈身后，一个劲问这问那，“多少钱能买一台?”“这玩意儿怎么起飞?”“摔了怎么办?”

几个月后，高本增一个电话打来，“新买的无人机摔了，得到太原修一下。”

前段时间，62岁的高本增专门去北京检查了一次身体。“要去内蒙古拍一个基层党员，一拍要几年时间，怕自己身体扛不住，先去检查一次身体。”

高本增拍人物是不计成本、不计时间的，追求“全记录”。他拍一个人物，往往一跟就是一两年，有的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儿他拍到哪儿，干啥他拍啥，如影相随，仿佛“长”在他们身上。忠实记录人物的点点滴滴，可以更好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过，这也对老高的身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视圈有个1:5的黄金比例之说，即拍1分钟的成片，要准备5分钟的素材，少了效果不好，多了后期剪辑费劲。高本增为了拍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的人物专题，至少拍2000分钟以上的素材。“拍100分钟是职业要求，拍2000多分钟是共产党员的要求!”高本增说。

山西省汾西县核桃丈村，高本增在房车内查看摄像机中刚刚拍摄完的纪录片的素材（2017年3月31日摄）

四 

现在，高本增已经拍完60位在基层默默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优秀党员。

他们中有身患癌症带着群众修路架桥的村支部书记李鸿海，有在贫困村传授技术的大学生村官郭科利，有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临时民警周宝贵，还有拼搏在扶贫第一线的第一书记郭若桥、郭伟、钱光明……

他拍片子很执着，选拍摄对象近乎苛刻，有时还不近人情。每拍一个人物，他总是要花费几天时间去了解这个人的口碑，听听群众的反映。有时当地领导推荐的典型人物，老高一打听群众反映不好，就坚决不拍。还有一些人，老高在跟拍过程中了解到群众有怨言，不管自己此前耗了多少精力，也果断放弃。

为何如此苛刻?

高本增在山西省汾西县核桃丈村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拍摄纪录片的空镜头（2017年4月13日摄）

高本增在用镜头“立碑”，他想留下一丝丝光辉，为这个时代，也为那些闪光的小人物。

“通过我的片子，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学习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也告诉人们，这些人不是傻，而是农村的精气神!”高本增说。

凭着这股劲头，那些埋在沙子里的金子“挖掘”出来了。这些年来，高本增报道过的人中，1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多人被评为省级优秀共产党员……跟拍了3年的贺星龙，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我要拍100个基层党员，一直拍到拍不动为止。”高本增说，“死后把这些片子留在世上，这辈子算没白活。”

不经意间，高本增用镜头为自己立下了一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