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我面对山西戏剧文物的感叹。这些文物或完整，或破旧，或残损，皆寂然落座，没有一丝声息。煌煌戏台如此，挺挺碑石如此，即使昂然于首、欣然于目的木板、石头，青砖雕刻的栏杆、花板和墙体，也都缄口无声。然而，件件都在演绎着中华戏剧史。

一部中华戏剧史，胚胎在何时滋生孕育，在何处呱呱坠地？曾令众多史家颇费心思。所以颇费心思，是因为他们没能举步山西大地。倘要是踏遍这表里山河，许多难点就会迎刃而解。

若从戏剧的诸多因素剖析，唱歌和跳舞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一通屹立在临汾城郊康庄的《击壤歌》碑就格外醒目。屹立在此地，是因为《击壤歌》诞生在这里。由这通碑可知，上古时帝尧巡访，在此地看见人们做击壤游戏，歌之舞之。歌之舞之，恰是戏剧发轫的基因。

别看我国的戏剧发育很早，比之世界戏剧的成熟却晚了很多。中国戏剧晚熟，缘于我们是礼仪之邦，那歌之舞之的因素没有进入演艺，而进入了各种祭祀。即使成熟晚，也该有个端点。端点在何时？在汉代。依凭何据？汉墓陶塑。这是1969年在运城县侯村发掘的一座古墓，内有陶塑绿釉百戏楼模型。戏楼分三层，中层有两个艺人，一个引颈踏歌，一个右掌拖物，双臂平伸，表演杂技。上层男女舞伎，则在唱歌跳舞。戏剧专家郭士星认为，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座百戏楼模型。

不过，汉代百戏与戏剧真正的成熟尚有距离，还没有经历唐朝参军戏的阶段，还没有情节渗入，还有待岁月对戏剧的哺育。那该锁定何时？北宋。一个铁定的证据是出现了舞台，不过进入现代人视野的不是实物，而是记载于《东京梦华录》里的“勾栏”“瓦舍”和“乐棚”。如此证据，山西比比皆是，而且个个都比《东京梦华录》硬气，因为那是如磐的碑石。试举几例：

之一，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所立“新建后土庙记”碑，文中记有“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延训”。

之二，沁县存有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所立“威胜军关亭侯新庙记”碑，碑文称建有“舞楼一座”。

之三，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所立“重修圣母之庙”碑，刻有“命良工再修北殿，创起舞楼”。

如此有关戏台的碑刻，山西众多，自然可以窥视到山西戏剧早在宋代就已经乱花渐欲迷人眼，非常繁盛了。那金元时期呢？毫无逊色，山西继续冠领中国戏剧的潮头。如此自诩，当然不乏证据，而且地上地下均有。地上的是历经风雨仍崛然存在的戏台，地下的是偶然发掘破土而出的砖雕。要看地上戏台，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高平县王报村。这是一个不算很大的村子，高垣上落卧着一座二郎庙，戏台就在庙中。台基的束腰处，能够清晰地看出刻有“大定二十三年十月五日起记”的字样。大定是金代的年号，换算一下时间，公元1183年这座戏台就已面世。同时面世的肯定不会是王报村这一座，但是，历经沧桑侥幸存留下的却是中国唯一。这种推论绝不是信口雌黄，是那些赫然出土的古墓砖雕提供了判断支持。

1959年，侯马市郊发掘出一座大金国大安二年（1210）的董姓古墓，墓室的后壁上砌有一座戏台，台上雕有表演艺伎。这样的古墓戏剧砖雕，在晋南屡见不鲜。最为抢眼的是，在稷山县马村、化峪和西关苗圃曾连续发掘18座金代墓，其中半数嵌有砖雕戏台和表演的舞伎。方圆1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竟在这么多的古墓中有戏剧砖雕，不止在山西，即使在全国也独一无二。由此，金代戏剧的繁盛可见一斑；由此，山西冠领中国戏剧潮头之说绝非妄言。

飞流直下，由金入元，古墓里出土的杂剧砖雕仍不少见，而此时却不会再为之兴奋、为之动容。因为地上的元代戏台已不罕见，山西南部就存有9座。而这9座元代戏台，既是山西的总数，也是全国的总数。建造年代最早的是泽州县南村镇冶底村的戏台，始建于元代至元十一年（1274），此戏台还是三面开口。无独有偶，三面开口的元代戏台，还可见于尧都区魏村牛王庙、翼城县武池村乔泽神庙。若是去看尧都区东羊村东岳庙戏台，那就只是一面开口了，时在元代至正五年（1345）。这一不动声色的变化，至少可以看出戏剧的舞蹈性质逐渐退化，代之而起的是剧情逐渐连贯。由是站在侧旁观看，看不到演员表情就难深入剧情里面。两侧的观众移至正面，为使音韵朝向观众发散，戏台做了改进，增加了山墙，只能一面看戏。这是戏台的一步跨越，仅一步就跨到了我们的面前，已和如今流行的戏台别无二致。

山西的戏剧文物，百花纷呈，万紫千红，传递着往昔梨园的无限春色。看看高平市西里门村二仙庙石刻《宋金队戏图》，就能遥望金代艺人的演出服饰和赛社队戏的民间风情；看看大同市城西五里店出土的元代影青广寒宫瓷枕，就能知晓华夏神话早就是戏剧不可或缺的内容；看看洪洞广胜寺镇明应王殿的元杂剧壁画，就能明白元代戏班的整体风貌……

戏剧在悠然孕育，在缓慢成熟，在日渐繁盛。这一切无不在戏剧文物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山西大地，从雁北到晋南，从吕梁到太行，从汾河两岸到黄河东畔，堪称华夏戏剧的一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