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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有份特别的文学周刊。作者来源广泛，有务工者、白领、市民；内容贴近生活，是业余文学爱好者们抒发情感与温暖自我的平台。十一年如一日，这份周刊持续不断地做着这件有意义的事，背后承载着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与文学的梦想。

　　

　　“今年2月，我们改名为《宝安文学》啦。”一见面，宝安日报社总编辑李高峰就高兴地介绍，改掉此前《打工文学》的名称，源于作者和读者的心声与期盼，也是城市与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

　　《宝安文学》的前身，是在深圳以及珠三角有广泛影响力的《打工文学》周刊。这份随宝安日报发行的文学周刊，十一年如一日，每周24个版，专供普通市民、进城务工人员、业余作家及文学爱好者自由投稿，成为深圳文化一张独特的名片。

　　“虽然改名了，但载体没有变。”作家唐诗说，就像一个孩子，出生时有个乳名，上小学再取个名字，但还是这个小孩。它服务的还是最普通、最基层的老百姓。

　　写作是爱好，也是改变生活的途径

　　如果再追溯《宝安文学》的历史，那得到21世纪初。“那时，宝安区有份《大鹏湾》文学杂志，没有刊号。2008年，宝安区支持该区文联与宝安日报合办一份报纸周刊，《打工文学》应运而生。”宝安日报编委、冰心散文奖获得者王国华介绍。

　　也是在那个时候，《长篇小说选刊》编辑、作家徐东，从北京来到深圳，加盟周刊担任主编，一干就是11年。“当编辑，每天头晕眼花的。”徐东笑着说，但是看着众多基层业余写作者从这里走向更大的文学舞台，还是很有成就感。

　　老家在湖南的唐诗，到深圳后在工厂上过班、做过个体户、带着孩子住在出租屋，生活一度比较艰难，靠着偶尔给各种刊物投稿的稿费补贴家用。“我试着投了稿，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徐东老师的回信。”唐诗感动地说，“他在信中鼓励了我，很惊喜，很意外。”

　　处女作发表的鼓励，使她开启了持续写作的生涯。“早年，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就是周刊的稿费。”她说，因为自己是外地户口，落户积分没攒够，女儿无法上公立小学，“我后来得益于发表在周刊上的作品，小有名气，最终孩子以特殊人才子女的身份，解决了上学的问题。”

　　同样因为周刊改变命运的，还有80后作家陈再见。高中辍学后，他从老家广东陆丰来深圳打工。“工厂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缺乏安全感，让我觉得有些郁闷。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当时唯一的本事就是能写点东西。”陈再见说，凭当时的实力，想在专业文学刊物发表文章很难。而周刊恰恰提供了适合初学者的平台，缘分就这么结下了。

　　萧相风、曾楚桥、唐诗、阿北、李江波……一批基层业余写作者，从这家区级“小报”走出，成为在全省、全国有知名度的作家。“有四五十人，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文学成就，也切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王国华说。

　　是抒发与温暖自我的平台，也是成长的舞台

　　“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生活/随遇而安/多年后我们在这里留下的可能只是出租房屋墙壁上/用圆珠笔写的一个过期手机号码。”“我还是去福田保税区吧/约客户聊项目，喝酒/也许会接到一个大单/逆转我的气场/重温她久违的笑容”……

　　随手翻开周刊，不乏直白真切的诗歌。这份文学周刊成了众多务工者、白领、市民等文学爱好者抒发与温暖自我的平台。

　　“毕竟很多人成不了作家，也没想以写作为生，只是希望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我的追求。”王国华说，“有些人年轻时有过对文学的爱好，如今事业有成，就想重新捡起来，成为我们作者队伍中的重要一员。”

　　李敏，宝安区图书馆副馆长。早年，她也是给周刊投稿的文学爱好者，“当时不太好意思让身边的人知道。喜欢写一些生活的感悟，觉得格局太小。”

　　周刊每年都会邀请作者开创作分享会。2014年她参加了一次，看到很多有相同爱好和经历的人，感觉很开心，就像到了大家庭。“深圳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希望一起进步，一起变好。而这里正是一个阳光上进、分享交流的好平台。此后，我也不再瞒着写作的事了。”李敏说。

　　“在名家稿、熟人稿日益盛行的今天，周刊一直像呵护嫩苗一样，给予基层作者莫大的鼓励和爱护。在这些作者中，有流水线工人，有保安，有司机，有快递小哥，有洗碗工……”文学爱好者魏强说。

　　草根评论家谢端平则说：“宝安区有2000多名作家、文学爱好者，周刊为他们搭建了重要的展现平台。”

　　文学为人们带来归属感，也为城市传递文化氛围

　　更名后的《宝安文学》，作者的来源更为广泛，不再限于工厂，而是立足宝安、面向深圳、辐射大湾区，成为涵盖各种职业作者的大众文学平台，更好地体现着这个城市的文化温度与广度。

　　刘柳彬，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平时，她所在的社区经常举办读书会，参加的人许多就是周刊的作者。

　　社区里还有一些初到深圳的打工者，人生地不熟。周刊反映了在深圳最普通、最平民化的生活，和这些人的境遇类似。“我们宣传，他们阅读，可以产生一种共鸣，让他们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产生归属感，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深圳。同时，也让社区的文化氛围更加浓郁，一些人也会尝试写作。”刘柳彬说。

　　周刊非常注重群众性，经常到学校、社区、工厂送书和办讲座，开办学校的文学专辑、特定群体作家的小辑，让文学的能量尽可能地散发到每个角落，实现文学与城市的相融。“城市如果没有文学，就像一个人有了钱却没有文化一样。”陈再见说，特别是深圳这座城市，人们需要这样的关怀。

　　李敏也认为，深圳很年轻，人居于其中，有时容易茫然。“我刚到深圳时，看到高楼大厦，会感到不知所措。但文学可以让人心安定，不至于迷失于物质。这种影响一层一层浸染，一点一点沉淀，最终会析出传统的美德与值得讴歌的部分，这些也会反哺这座城市。”

　　许多文学爱好者，都有着共同的心路历程：最开始来深圳，是为了生存；但因为文学，懂得了生活；因为周刊，彼此交流发现生活的美。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徐则臣也表示，从《打工文学》到《宝安文学》，宝安日报文学周刊一直保持着人民情怀，并逐步从打工文学走向更广义的都市文学。这是深圳新时代文学所需要的。他们的付出、努力与成绩，都令人印象深刻。

　　王国华和徐东的心中，有一个梦想：北京有《当代》《十月》，上海有《收获》，广州有《花城》，4个一线城市，只有深圳缺少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文学报刊，而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

　　为了这份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与文学的梦想，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每年都坚持支持宝安日报。“这份周刊不搞经营。我们每年稿费支出80多万元，报社为之付出的印刷、人员等运营成本在400万—500万元。”李高峰说，“但是，我们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驱动时代背景下。我们将一如既往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