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摄制组      

初冬的吕梁山，天高云淡，北风凛冽。

一辆车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的人叫高本增，人们都叫他“老高”，车上拉着他的“一个人”的摄制组——老高既是“头儿”，也是唯一的成员。

腿脚不好、浑身是病的老高，怀揣一份共产党人的初心，扛着摄像机奔走在山间地头、村庄窑洞拍摄典型人物，一干就是20年。50多个来自基层的优秀党员干部，走进了他的镜头，走出了这片大山，有的还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镜    头        
 

老高今年60岁，今年11月退休。身材魁梧的他嗓音洪亮，脚上永远蹬着一双黑色老布鞋，用他的话说，“好走路，拍片方便”。

老高口中的“拍片”，最初是拍摄党员电教片，后来是拍人物纪录片。1998年，时任山西翼城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老高，开始宣传先进党员，此前他从未摸过摄像机。

一个人策划，一个人写脚本，一个人拍摄；一台机器、一辆车，硬是拼凑起了一个摄制组。连老高也没有想到，这摄像机一扛就是二十年。

老高的镜头比较“挑剔”。他专注聚焦苦干实干的基层干部，村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都是片子里的主人公。

老高的镜头追求“全记录”。他说，笨人就用笨办法。一个人物一拍就是一两年，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拍到哪，干啥拍啥。“有时他们都被我拍烦了。”老高却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忠实记录，才能更好诠释。

老高的镜头很“倔强”。2014年春节前后，老高正在拍大宁县的“80后”村医贺星龙，为了拍大年三十出诊的镜头，老高自带电暖气，在星龙家的一间空窑洞里搭上帘子住了下来。

除夕之夜，星龙的手机铃声响了，有病人哮喘发作。镜头里，儿子藏起了爸爸的听诊器，被心急的星龙一把推开，委屈地哇哇大哭；镜头外，开机拍摄的老高鼻子一酸，扛上机器坐上摩托跟着冲进黑夜。

　　高本增（左前）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拍摄纪录片（2006年1月25日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拍摄安泽县孔旺村第一书记程鹏时，有一次夜里跟拍程鹏回家。好久没见程鹏的女儿哭叫着说：“同学们说我没爸爸，我说我有，在村里当第一书记，他们都不信！你明天就送我一次吧，让同学们看看我没有说谎！”这一幕被老高录了下来，“多么感人的细节啊，摆拍能拍出来吗？”

凭着这股劲头，一个个典型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金子，被老高的镜头“挖掘”了出来。这些年来，老高报道的这些人物中，有的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有的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有的成为全国道德模范……而跟拍了3年的贺星龙，今年更是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老高的成片时长一般在10到20分钟，按说100分钟素材就足够了，但他每部都拍了2000分钟以上的素材。“100分钟是专业要求，我的2000分钟既是笨办法，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高要求！”老高说。
 

高本增在山西省临汾市大雪纷飞的山间拍摄纪录片（2月21日摄）。新华社发

精心提炼的故事，往往能直击内心。古县的一位村主任向村民介绍老高拍摄的大学生“村官”孙涛时，说着说着声音颤抖了，最后哭出声来，“这个后生不容易，老高片子拍得好！”

姿    势        
 

五十多部片子，有的一拍就是几年，老高是怎么做到的呢？“镜头讲究了，身体就得先将就。”老高回答说。

趴在地上拍，应该是他“最轻松”的姿势了。一年冬天，在拍摄女大学生宋学琴时，老高趴在雪地里支起镜头。当时气温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雪花一片片落下，时间一秒秒过去。镜头拍完了，老高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脸蛋通红，手脚麻木。

有时，老高会把自己吊在悬崖上拍。2017年春天，为了拍宋学琴嫁接扁桃的场景，他把绳子一头拴在山顶的一棵树上，另一头系在腰上，抱着摄像机跟着下了近乎90度的陡坡。拍完了仰角，老高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接着再拍俯角。
 

“比年轻人都拼！”宋学琴佩服不已，“也不知道高老师哪来的那股劲儿？”

有时的拍摄还会有危险。2008年前后，老高去一座矿井拍摄，有一回刚到井下架好摄像机，头顶巷道的钢筋就发出“吱吱”的声响。从未下过井的老高有些害怕，但看到主人公面不改色地劳动，他一咬牙，继续拍！

这些年来，老高站在高压电杆上拍过，骑着摩托车跟拍过，他拄着拐棍拍，爬上山崖、钻过石缝拍……当地电视台一位记者说，别人拍片是工作，老高那是在玩命。

“咱没啥高超的技术，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把他们的事迹拍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基层有那么一群可爱的党员干部。”老高说，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我，也净化了我。

药    箱        

别看老高上山下矿，生龙活虎，其实他浑身是病。熟悉的人都知道，老高一次能拍多久，得由药箱来定。

每次吃饭前，老高不是先拿筷子，而是开药箱。药箱里有治糖尿病的药五种，治心脏病的药四种，治胃炎的药七八种。

老高患糖尿病十几年，从2008年开始打胰岛素，现在的剂量是一般病人的两倍多。“肚子上全是针眼，快没地方扎了。”老高笑着说。

老高的腿一直不好，2014年拍村医贺星龙时，右腿膝盖经常卡住，不能弯曲，钻心般疼痛。一检查是半月板磨损，需要换膝盖。膝盖挺不直，影响了拍摄，老高只好去北京做了手术，右腿嵌入人工膝盖，打上钢钉。医生特意嘱咐说，千万不要爬上爬下。

然而，回到家腿还没完全消肿，老高就又上山了。“人工膝盖一般能用12年，医生说像我这样折腾，最多能撑七八年。”
 

2013年，老高在古县拍摄大学生“村官”孙涛时，正赶上秋天的连阴雨，山路塌方被困住了，整座大山只有老高和孙涛。没有吃的，他们就吃口长毛的馍馍。天气潮湿，老高后背生了大片湿疹，一老一小就这样熬了整整14天。

“看见您回来了，准是药又吃完了吧？”有一次刚进家门，老高的儿子倚着门调侃道。

“你爸回到家是病人，可拍片子比小伙子都有劲！”可说归说，老高的妻子韩香芬明白，丈夫拍片谁也拦不住。果然，在家没待两天，老高又急着要出门。韩香芬二话没说，悄悄地将救心丸放进了丈夫的口袋。

“ 房    车 ”        

拍片路上陪伴老高最多的，是那辆改装后的“房车”。

这是一辆依维柯车，老高把后座拆掉，安上木板当床，床下改装成柜子，里面放被子。山上蚊子多，老高就把车窗钉上纱帘。床边摆放着炉子、锅碗瓢盆、自制马桶等生活用品。

拍片时，老高大部分时间吃住在车上。有时晚上回不了城，老高就搬出炉子、架上锅，煮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吃完了就在简易的小床上眯一会。晚上繁星低垂，四野俱寂，一片漆黑中只有车内透出一丝亮光，老高趴在那里写脚本。
 

山上的夜晚，起夜大便最麻烦。老高腿不好，蹲下去就起不来，而且山上有蛇。“不怕你们笑话，我有时拉到一半就提裤子往回跑。”后来，老高把小马扎中间的两根带子一剪，做成了简易“马桶”。“这可是我的‘发明创造’！”老高笑着说。

有人问，拍一两年可以理解，可一干就是20年，你到底图啥？

“图啥？”年轻时当过村干部的老高说，现在农村思想多样化了，有的人思想迷惘，特别需要榜样引导；而那些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也需要理解与鼓励。

“他们身上的精气神，不正是我们干事业的底气吗？”老高说，典型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拍好他们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会拍下去，”老高说，他的“小目标”是拍100个人物，现在拍完了52个。

“人活一辈子，有这些片子陪着，就算没有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