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教授)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2021年9月23日，联合国粮食体系峰会(UnitedNationsFoodSystemsSummit)将召开，分享食物系统如何致力于为实现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并构建可持续食物系统。届时联合国秘书处将发表行动声明，同时也将讨论各国食物系统贡献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话与路径、以及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后续支持。

　　历史上的粮食系统峰会促成了一系列的变化，1943年之后创建了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之后加强了全球食物-研究合作伙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以及建立了国际食物政策研究院(IFPRI);2002年加快推动食物权;2009年建立食物价格危机预警的监测体系。

　　全球粮食体系峰会的议题与多方致力于农业-食物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的努力密不可分。过去的几十年，对农业-食物系统的认知不断深入，通过各种机制的作用，促成实践创新，并在应对饥饿、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过程中，北方国家，譬如欧盟成员国，由于全民消费结构变化和对高质量食物的需求，以及对于生存环境尤其是生活用水的关注，推动着食物产业链最前端的生产标准不再限于生产率和经济收益，而将食物安全、土壤和水资源的安全等纳入其中;环境指标也纳入生产标准，推动着有机农业、良好农业规范等生产实践;消费者补贴等则促进了相关产品的销售。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食物与农业系统向达成零饥饿目标的可持续转型，有十大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要素，包括：多样化、综合性、效率、韧性、循环、知识的共同构建和分享、人类与社会价值、文化与食物传统、负责的治理、循环及团结的经济。北方国家和多边机构秉承的理念体现在其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中，相应的农业技术从单一的品种改良到农作系统的完善，诸如保护性耕作的大范围推广;农业-食物系统的支持从生产率提高到食物营养结构的提升，诸如食物营养计划纳入产业链发展计划。无论是自我发展路径的选择，还是受到发展援助的影响，南方国家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实践变化也很显著。以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为例，最早建立时以种子农药化肥等投入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为目标，逐渐向生产投入、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系统支持转变。其2021年峰会上发表的宣言认为，解决非洲的饥饿和贫困问题只能通过有韧性的食物系统，并提出优先采取的相关行动：促进特别关注小农户和妇女的农业与食物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扩增对非洲食物系统的投资，确保所有人能获取安全与营养的食物，加强非洲当地和区域食物市场，通过社会安全网以及早期预警系统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在全球现代农业-食物系统认知和实践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也做了很多工作。第一个阶段，更多关注数量的可持续性。最开始是农业发展的绿色革命的积极践行和贡献者，在有限的科研条件下产出了优秀成果，并为解决超过全球1/5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袁隆平所创建的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至2012年就累计示范推广面积2000多万亩，增产20多亿公斤。

　　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多的认知。2000年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农业部各级农机部门大力组织试验示范和推广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2007年发布《农业部关于大力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意见》，发挥保护性耕作的蓄水保墒、培肥地力、节本增效、减少秸秆焚烧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作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2004年开始测土配方施肥补贴。2009年发布《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

　　第三个阶段，农业-食物-环境的关系得以系统地呈现。2013年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不只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的发展方向，而且提出农产品质量的保障，如第二十二条指出：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检验检测监督体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质量卫生安全标准，组织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时提及农业基础的稳定、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资源和环境的治理，以及食物质量的保障，之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继续发布相似的指导意见。

　　第四个阶段，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大规模示范推动阶段。2016年发布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提出探索符合我国不同区域特征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2018年发布《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管理办法(试行)》，将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零化肥增长、循环农业、农产品质量、以及绿色消费等具体化。2017年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在创新驱动和约束激励机制方涉及科技创新、生态补贴、绿色农业标准、绿色农业法律体系、资源生态监测预警、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同年印发《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方案》的通知，以促成化肥用量减少、产品和土壤品质提高的目标。2019年，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中央财政支持10省区实施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这个阶段，信息技术成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å¹´1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创新驱动的绿色农业发展路径，以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全面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智慧农业、网络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包括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全过程信息管理服务。在市场链接的这一端，农产品认证也逐渐规范，目前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和过程，可以认证的农产品包括：无公害、绿色、有机以及地理标志、良好农业规范等。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于2021å¹´9月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中国可持续农业-食物相关政策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对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认知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科研、生产和消费实践的推动和机制保障。目前国家可持续农业发展示范区有40个，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共41个。各省又都确定了不同区县为创建主体。2005-2020年期间，按照中国有机标准认证的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2020年达到243万公顷，产量达1505.2万吨。通过科研机构、公益组织、企业、农户自身或合作社等推动的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参与式保障体系(PGS)、社会生态农业(CSA)等也都在稳步发展。2009年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指导下，安徽省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建立中国首个有机生产质量PGS，设计中国首个PGS标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农夫市集、公益组织和企业开始了PGSå’ŒCSA的尝试。至2021年，CSA联盟已有三千多家农场的加入，并创建了生态农业优质高产“四位一体”技术体系。

　　资料图：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梯田喜获丰收。(红河乡村振兴局供图，龙俊摄)

　　这些变化表明，对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认知和实践已经从最开始的产量和生产率优先，扩展到贫困消除、社会平等、生态保护、资源循环、系统韧性等多目标下多维度的实践。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对有韧性的价值链做出承诺，涵盖生产投入、加工、运输、零售，以及食物浪费的管理、消费结构的优化等，这个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逐渐扩大，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得到创新性应用。很多动力推动着系统变化，其中重要的力量来自研究人员。研究主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些力量，最早的单项研究如品种土壤等转向农作系统研究，较多关注农业食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引导了保护性耕作，可持续农作等实践;农业生态系统框架已经呈现在粮农组织发布的相关报告里，它纳入生产者、消费者、研究者、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基于自下而上的路径，是知识的共同生产过程，将科学与传统的实践的本土的生产者相结合，增强地方群体的自主性和适应能力，为地方问题提供适宜的解决方案;这一框架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它从实践中来，也回到实践中指导着社会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替代食物体系等路径。1974年提出的朴门永续设计，简称“朴门农法”，有三大基本伦理，即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分享多余;实践中的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这些伦理。而为了突出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不能停留在已经退化的资源基础上，需要有再生和创新，同时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实践者和研究者又共同提出再生农业的概念，通过相应的研究以指导实践。这个概念涵盖了环境关怀与人文关怀，均拓展到对气候变化的缓解与适应;在退化土地上重建土壤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小流域、增强生态和经济韧性，一方面能够起到固碳的作用，为缓解做贡献;另一方面能够生产健康营养的食物，适应不稳定的气候变化。前面已经提及的各种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综合实践都可以回应到这一概念。

　　对于现代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认知和实践的变化，无论是生产者、研究者还是其他主体，均不是一个线性和独自行动的过程，而是循环往复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反思、尝试、相互学习、共同行动的过程。不同的实践范式，并不能简单地用“增长与保护”“生产与环境”等二分的标准去衡量其可行性。拓宽思路、放开视野、不局限于某个标准，正视并反思农业-食物系统面对的挑战，谦虚学习，为应对挑战而共同行动，才是对可持续最好的诠释。

　　责任编辑：叶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