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这段讲话引发新时代检察人的持续深刻思考——该如何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新时代检察工作新发展?

　　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每一次检察办案都是厚植党执政基础的实践。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深刻领悟、切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要求，一场聚焦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检察听证改革，在检察人的心血和汗水浇灌下“全面开花”。

　　“老树”发“新芽”，检察听证迎来春天

　　“感谢各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和承办人员，把我从16年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我可以安享晚年了。”采访中，尽管王磊(化名)对过往不愿太多提及，但对检察官和那场听证会印象深刻，充满感激。

　　王磊的女儿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03年被乘客残忍杀害。宣判后，王磊认为判决存在“罪名不对”“赔偿不公”等问题，走上了漫长申诉路。

　　“本案认定何种罪名，对于量刑并没有太多影响，王磊最主要的还是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案件承办人、最高检第十检察厅检察官郑小鹏做过详细调查：王磊这些年生活确实不容易，案发后女婿无力抚养孩子，当时6岁的外孙一直由他抚养;几年前王磊妻子又因病去世，更让生活雪上加霜。

　　2019年11月8日，最高检在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郑小鹏做了三个多小时的释法说理，把判决中的论理转化为当事人听得懂、听得透的群众语言，并提出了司法救助建议。

　　“经过这么多年申诉，我也不知道要在哪一站停下来，这场听证会算是解开了我的‘心结’。大家伙儿不是在敷衍我，而是真诚地为我着想、为我解决问题，我还有啥理由不知足呢?”王磊说。

　　让王磊释怀的检察听证会其实并不是新事物，它源自20多年前的检察办案公开审查改革。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些社会矛盾以诉讼形式进入司法渠道，一些案件穷尽了司法程序，但当事人仍然不满意，周而复始地上访、申诉，矛盾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刑事申诉领域。”一位退休多年的刑事申诉部门检察官回忆说，一方面是检察干警疲于奔命——调卷、阅卷、制作审查报告、制发文书、送达申请人，另一方面则是申诉群众对诉求不被支持的不解、不满。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检察产品不太对路。”华东政法大学华东检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戎静介绍，在这种冲突中，刑事申诉案件“三难”产生——难办理、难结案、难息诉。难则思变。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开始进行刑事申诉案件办理方式改革——把当事人“邀请”到检察办案中来，通过类似行政听证的公开审查，增强检察办案的说理性。

　　1999年5月，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2000年5月，又印发《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试行)》，确立了刑事申诉公开审查主要以听证会形式。

　　此后的十多年实践证明，听证是一种有效推动信访矛盾及时化解的群众工作方法。基于此，2012年1月11日，最高检正式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

　　“新规拿掉了‘试行’，明确了公开审查的案件类型、遵循的原则、公开审查的形式和案件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公开审查的内容，规范了公开审查程序。”戎静说。

　　伴随着实践的深入，检察听证日益凸显“案结事了人和”的积极作用。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举办6388起信访案件公开听证会，有效息诉率78.2%，化解了一大批久诉不息的信访积案。

　　对检察听证工作，最高检党组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既是提升办案质效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践行“阳光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

　　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最高检党组敏锐地意识到，检察听证要“更上一层楼”，制度上的“小缝小补”已经无法适应。为此，2019年，最高检修订出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21年修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制定《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从不同层面对检察听证工作进行制度设计与衔接。

　　2020年10月20日，最高检对外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对检察听证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听证案件范围、听证会类型、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会程序、听证员意见效力和听证经费等。

　　对此，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表示，“听证”作为检察机关审查案件的一种具体方式，已经被广泛接受，使用“听证”一词更能凸显人民群众依法对检察工作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检察机关办案的“兼听则明”。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平高集团首席工匠胡中辉曾经参加过多起检察听证，见证过不少“老大难”的申诉案件得以解决。他这样评价：“把检察办案公开出来，道理和事实都摆在台面上，当事人就没有了猜忌和担心。检察听证还邀请律师、心理咨询师、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问题容易说透、事实更易于讲明，当事人自然就没有了‘心结’。”

　　“如果说释法是理性层面的表达，那么说理就是感性层面的沟通。集合了人的理性和感性需求的检察听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薛歆然多次参与公开听证，这也让薛歆然有机会深度认识检察工作。

　　“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安抚和引导，能够实现感性层面的有效沟通，有助于从心理上解决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薛歆然说。

　　“既然检察听证能够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有助于从源头消除那些因沟通不畅、答复不及时、处理不到位而导致的社会戾气，为什么不积极适用?”2019年全国两会后不久，张军检察长在第十检察厅调研工作时的讲话，明确了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的思路，从那时起，检察听证就成了厅里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9年7月，大检察官研讨班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来自最高检和各省区市检察机关的大检察官齐聚一堂。研讨班明确提出，最高检和各省级检察院要带头办理、总结、发布一批公开听证的典型案例。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2020å¹´1月，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最高检党组提出“应听证尽听证”的更高要求：听证不仅要在所有业务条线、所有层级检察机关“全覆盖”，还要融入到业务办案的全流程。至此，检察听证作为一种群众工作方法，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以行动兑现承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一纸文书就能结案的，现在不仅要组织多人面对面地释法说理，而且要案结事了人和，让申诉人满意，这得增加多大工作量?”

　　“一些申诉人，是长期的上访户，情绪很大，反映的问题也很难解决。直面这个要求，我们压力很大。”

　　“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不同检察条线、不同层级的检察机关，所面对的案件各有特点，检察听证要‘全覆盖’，怎么做到?”

　　……

　　有了部署，如何推进抓好落实成了关键。面对检察干警的迷茫与踌躇，如何全面“激活”检察听证?答案是充分发挥“头雁效应”。

　　在“应听证尽听证”贯彻落实的初期，张军检察长等最高检院领导在各地陆续主持召开检察听证会。安徽、重庆、吉林、浙江等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也先后主持检察听证。

　　“一些地方检察干警确实存在畏难情绪，抓好落实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抓‘关键少数’，检察长前移一步，亲自主持听证，特别是要挑选重复信访、复议复核这些‘硬骨头’案件。”四川省检察院检察长冯键告诉记者，2021年以来，四川省各级检察院“一把手”主持听证507件，有的检察长多次主持检察听证。一些地方的检察院还组织检察官现场观摩，通过领导“打样”带动工作。

　　2021年底，四川省彭州市居民刘光(化名)又写了两封信，分别寄往最高检和四川省检察院。与以往的申诉信不同，这次他寄出的是感谢信：“我们有限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感情……祝愿检察工作再创辉煌。”

　　刘光是一起刑事案件申诉人。2010年，他购入的二手装载机被盗。判决后，因赔偿款与他的期望值差距较大，刘光近10年来一直在申诉，不停地奔走在各大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刘光自己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在检察听证会上，经过冯键的释法说理，刘光既认同了原生效判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解决方案表示认可。听证后不久，他主动向四川省检察院提交了撤回申诉申请书。

　　申诉人认可检察听证，那么，参会的“第三方”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河南润之林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富敏是河南省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2020年12月，曾经参加过一场刑事申诉案件的检察听证会。

　　“当时只顾着关注申诉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还真没有注意到，主持听证的是最高检陈国庆副检察长。”后来，韩富敏又陆续参与了多次检察听证会。她认为，这种来自“第三方”的判断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和认可。

　　不止“头雁引领”，检察机关还通过制发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推动。

　　记者注意到，自2020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开展以来，最高检都以新闻发布会形式通报过去一年来检察听证工作开展情况，并制发检察听证典型案例回应社会关切。

　　对一项工作来说，理念和观念的转变更为重要。

　　“检察听证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自我加压。”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占营曾认真思考过落实听证工作存在的“症结”——基层小院原本办案不多，突然间要走到群众的问题当中，工作量也成倍增加，难免“手忙脚乱”。

　　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行看来，做好检察听证要从观念上实现“办完案”向“办好案”的转变。

　　年前，李行主持了一起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的不公开听证会。“听证的效果不错，帮助我们两家特别是孩子们正视了问题。”在犯罪嫌疑人田亮(化名)父母的致谢中，李行对做好检察听证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当时听说孩子犯了罪，头都大了。”田亮的父亲向记者介绍，他们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对孩子管教不到位，但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会和犯罪沾上边。“我们也尝试着找中间人说和，人家在气头上，哪里有机会?”眼看着孩子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田家人急得不得了。

　　“咱们这边有过错在先，孩子年轻气盛，几句口角导致了错误，不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应该给孩子一个改错的机会。”在李行的劝说下，被害人李磊(化名)的家长接受了听证会的建议。

　　在听证会上，双方最终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我们两家孩子是一块玩大的，两家关系也不错。听证会给我们两家搭了台阶，要不然僵持不下，对孩子的成长也不是好事。”在事情解决之后，李磊的母亲表示了谅解。

　　“最近我和李磊又有了联系，一起商量着该学点什么，下一步要去哪里打工挣钱。”在最近的一次思想汇报中，田亮向李行说。

　　记者注意到，各地检察机关还充分发挥检察人员考核的“风向标”“指挥棒”作用，对于采用听证方式审查案件的，设定分值予以鼓励。在持续不断的业务数据通报、典型案例宣讲、讲话强调中，近两年来检察听证各项数据大幅度上升。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2021年听证案件数量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倍多，听证案件类型由上一年度的4种类型拓展至7种类型。

　　“检察听证带来了牵一发动全身、全方位的思考。”张占营认为，把检察办案置于“聚光灯”下，也促成了反观过往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在案件办结后注意反思办案质量，如果当时办案能够更周全一些，审查得更全面一些，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减少申诉人的烦心事。”

　　升级、扩容——检察听证迎来全面发展

　　“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能不能再快捷一些、再高效一些?”最高检第十检察厅12309检察服务中心副主任凡俊时常反问自己。从事检察工作以来，他一直工作在控告申诉检察领域。“来访人总想面对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但在工作流程上，窗口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和接待，没时间和精力去倾听申诉人的‘诉说’，工作效果不好。”

　　“要让12309检察服务大厅成为群众烦心事的终点站。”在征得厅领导支持后，凡俊总结创新，盘活检察服务大厅里的值班律师、人民监督员、退休检察官等资源，一同参与信访案件办理和矛盾化解工作，检察听证的“简版”——简易听证应运而生。

　　简易听证更加简便易行：对于不服最高检办结的申诉案件以及拟作出维持下级院审查意见的案件，申诉人上午提交资料，检察官下午就可以组织听证。除了听证主持人、承办检察官外，还有值班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人参加。

　　“道理讲清楚了，当事人的心结就解开了一大半。”彭吉岳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大厅，他参加过多起案件的简易公开听证。

　　“案件办完，矛盾依然有，当事人为此奔波、讨说法，这不是司法的良性运行状态。”他说，这种就地、及时的简易公开听证，推动了信访矛盾及时化解，为司法办案画上了句号。

　　在今年初的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上，最高检明确表示将尽快出台简易公开听证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如果说简易听证是检察听证的“升级”版本，那么在刑事申诉条线之外的检察听证则带来“扩容”的实践效果。

　　“以往对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大多数是接收申诉材料、调阅原审卷宗，之后就是承办人进行书面审查，即使是约谈各方当事人也是分别进行，给全面把握案件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最高检第六检察厅检察官助理李大扬对记者说，检察听证直接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主张，增强亲历性，提升了民事诉讼监督的精准性。

　　2021年3月29日，一场现场直播的检察听证会在最高检举行。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作为主办检察官担任主持人，就深圳某公司董事履行勤勉义务与公司利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公司董事过错的认定等争议焦点，组织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

　　听证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围绕备受司法实务界关注的“挂名股东”责任范围，双方当事人各自充分陈述了事实和理由，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主办检察官通过细致入微的询问，引导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发表意见，使案件事实以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利于消弭当事人、社会公众对司法办案的疑惑，有利于解开当事人的心结，最终促进案结事了。”听证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法律专门委员会主任、最高检特约监督员阎建国表示。

　　临近2021年年末，湖北省谷城县的包头工关明(化名)又体验到年关的苦楚：一方面要给工人发工资，另一方面则是长期收不回来的账款。

　　“我的判决都生效好多年了，申请强制执行也快一年了。被申请人明明有房子，而且还在出租中，为什么不执行她的房产?”在湖北省谷城县检察院，关明向检察官陈礼龙表达不满。

　　执行难，到底难在哪儿?“很感谢检察听证，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都摆在了台面上，‘踢不了皮球’，问题就容易解决。”就在前几日，关明拿到了首笔10万元的执行款。“法院已对租金采取了执行措施，对空置房屋也正在评估中，很快就会有新的进展。”陈礼龙说。

　　“从来没有想过，检察院的一个‘会’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王亮(化名)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居民，也是一位法律职业者。每年到了取暖季，他所在小区的居民都会因为地下停车场管理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与物业公司、开发商，包括行政部门沟通多次，都没有什么效果。”2021å¹´8月，他与热心的居民一起商量找检察院“支持起诉”。

　　该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李鑫审查后，发现这事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支持起诉案件范围。“但事关几百户居民的生活问题，一直在那僵着也不是办法。”在向领导汇报后，李鑫决定用检察听证的形式推动问题解决。

　　在听证会的现场，面对居民代表的诉求，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进行了答复，物业公司也就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作出承诺。

　　“尽管问题没有全部解决，但是至少在听证会上，问题属于哪些部门管理、如何推动解决都有了明确说法，也回到了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道路上。”王亮说，当时就是“一竿子打枣”的心态，没想到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公益保护方面，检察听证也在贡献着智慧与力量。

　　杨立梧，福建省闽侯县大湖乡大湖村人，1949年7月，杨立梧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为了纪念革命先烈，人们将杨立梧等12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湖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不知从何时起，纪念碑五米之内出现了高耸的信号铁塔、凌乱的违规建筑，破坏了庄严肃穆的瞻仰氛围。“希望检察机关能管一管。”一番调查后，闽侯县检察院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纪念碑周边应有的环境和氛围。

　　实际解决问题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纪念碑建成时没有明确界址，涉事各方难以形成一致整改意见。为了更好地推进公益保护，2020å¹´11月13日，福建省检察院联合福州军事检察院在闽侯县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上，涉事单位围绕信号铁塔和临时建筑的迁移问题、整改情况发表意见;听证员则针对整改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等“精准”提问。听证会召开的当月，纪念碑附近的信号铁塔全部拆迁完毕，没多久临时建筑也迁走了，庄严肃穆的瞻仰环境得以恢复。

　　这场由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地方实践，再度展现了检察听证的魅力。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之际，党中央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引入听证等方式审查办理疑难案件。

　　“检察听证打通了检察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让司法的温度可感可知，这是新时代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贞会表示，定位于案结事了人和的检察听证，必将把新时代人民检察官的为民品格锻造得更加闪亮。

(责编：马昌、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