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炯在宣讲会上给听众科普器官捐献 见习记者 陈馨懿 摄

　　她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奔走于生死之间

　　即使看多了生死，她常常也会忍不住流泪，因为——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

　　46岁的何炯，似乎很难逃离“悲悲戚戚”的工作。

　　20年的护士生涯，她一直在浙医二院重症监护室，工作常态就是生命的脆弱和无助。

　　38岁的那年，她调离护士岗位，成了省红十字会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直白点说，就是针对临床上确认脑死亡的病人，劝说其家属捐献病人的人体器官。太过冰冷和残忍的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诠释为“生命摆渡人”：拯救一个生命，延续一个灵魂。

　　认识何炯，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论坛上一则讨论器官捐献的帖子。发帖的姑娘和父母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器官捐献，对一方意味着死，对另一方又意味着生，抱歉、卑微、感激、幸运……人世间似乎没有哪一个决定让人如此纠结。

　　8年时间，何炯和同事们劝说了四五百个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其间遭遇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谩骂。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诉说。”何炯将这些故事装在心里。

　　因为你能做这个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与中年，往往因为一场意外或一次突发疾病，让他们基本符合临床脑死亡的标准：比植物人更糟，没有恢复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台呼吸机的距离。

　　拔掉呼吸机，不用太久，他们的心脏就不再跳动，血液也停止流动。再过五分钟，没有取出的器官就会冷却凝固。

　　每凝固一个器官，就意味着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机会。心、肝、肾衰竭的患者，根本来不及让希望变成失望，因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进来，旧的病人已经离世。

　　但如果捐献器官，一条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条生命，让三个家庭重燃希望。

　　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过20年重症监护护士的工作经验，做过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护，这些都是她如今成为协调员的优势。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难在开始介入时单刀直入介绍器官捐献的种种好处。

　　懂得换位思考，这也许就是她在2012年，被选中为浙医二院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这个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何炯上岗了。

　　她知道这个工作难，却不知道有这么难。

　　器官捐献，实行直系亲属一致同意的一票否决制。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为了照顾家属心情，何炯不会刻意穿工作服挂上证件，普通得就像穿着严肃的围观者。

　　“你好，我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这是见到家属时，何炯的开场白。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献”四个字。因为她知道，这个词有时候比“死亡”还要敏感。

　　正因为敏感，所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停顿，她都很谨慎。

　　何炯说自己是幸运的，遇到的家属都挺温和，只是“温和”的背后是坚决的反对。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中，完整即是圆满。大部分家属也有这样的理解：“器官都捐了，还能拼凑来生吗？”这成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碍。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将近1500个器官捐献案例，生前表达过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

　　而劝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属见面之前，何炯都要预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沟通没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说的话，要让家属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而不是来索取的。”

　　他/她有知情的权利

　　“我努力了，但我不强求”是何炯做协调员的心态。她坚持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平等又真诚的环境下被促成。

　　在劝说过程中，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你们有没有想过患者去世以后怎么办？”这是她用来引入话题的一句话，大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亲人的突然离世，“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听听看。”

　　介绍完器官捐献，何炯会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思考，不会死缠烂打。

　　克制很重要，要让家属自己做决定。曾经有家属捐献了又后悔，抱怨要不是协调员一直跟着自己，他们怎么会心软答应。“我要是听到家属这么说，我会很难过的。”

　　她当然希望，人体器官捐献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

　　曾经，一个女人遭遇车祸，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献，却向年迈的母亲隐瞒了这个消息，老年丧女，没有人能承受。家属提出代签，但何炯拒绝了，“虽然很可惜，但老母亲有知情的权利。”

　　一天行驶800公里只为跟家属见上一面，这么多年都不敢出远门因为要24小时待命，不敢穿颜色太鲜艳的服装会影响家属的心情，给予家属工作之外的私人帮助……这些，都是协调员的日常。从业8年，原本就感性的何炯，似乎变得更容易流泪了。

　　“即使看多了生死，常常也会忍不住，情感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断和行事，协调员不和受助者接触。

　　8年来，只有一次，何炯无意间打破过“零接触”。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轻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个，三十来岁，很帅气，因为心脏衰竭无法躺着入眠，需要打针才能坐靠着眯会儿。是否还能等待到一颗健康心脏，他不知道。

　　何炯目睹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

　　她心理建设了一阵，还是下定决心，再次联系了各项指标都比较匹配的捐赠者的家属。捐赠者是一个因意外而过世的女生，父亲和哥哥已经同意捐赠女孩的肾脏、肝脏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脏除外。

　　“受助者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一颗心脏，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一个家。”何炯说得真诚，最后打动了那位女生的父亲。

　　这是何炯第一次为了受助者而“努力纠缠”。幸好，结果如双方所愿。

　　但女生的父亲有一个条件：“我想听他叫我一声‘爸爸’。”

　　多无力又动人的要求，何炯没有理由拒绝。

　　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何炯来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拨通了电话，两个陌生男人，因为那一声“爸爸”，联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电话那头，女生的父亲是否泣不成声，但她知道那一声，弥补了遗憾。（本报记者 杨茜 见习记者 陈馨懿）